兔年春节期间的贺岁档佳作频出，电影《满江红》备受关注。该片故事背景发生在南宋，虚构了一段秦桧遭遇刺杀的故事。该电影爆火也引发了人们对历史人物的关注与讨论，甚至还带火了一些景区，在河南周口，游客排长队“暴打”秦桧，大爷大妈连鞋子都用上了。

在这部电影的*后，很多人质疑为什么岳家军没杀掉秦桧以绝后患。但岳飞将军的死，只有秦桧该对其负责吗？笔者认为秦桧虽然死有余辜，但秦桧仅仅是杀害岳飞的帮凶，无论如何他都不是主谋，而是宋高宗赵构。

宋朝并非一个大一统的朝代，在我们的历史书中描述的都是辽宋夏金元的对峙政权并立。对于宋朝的部分皇帝，尤其是对赵构来说，割地以求自保，守好半壁江山、偏安一隅即可。偏偏此时出现了一个战功赫赫、堪称完美的岳飞！其锐意进取，推动朝廷收复河山，其长驱直入之势，功高震主，是赵构万不能接受的。

因此正当岳飞打的金兵狼狈逃窜，准备一鼓作气直捣黄龙之时，赵构召回岳飞，阻止岳飞继续北伐。赵构密令秦桧与金人媾和，据《鄂王行实编年》记载，完颜宗弼在代表金国向南宋提出“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的条件。此时赵构杀心已起，岳飞必死已成定局，而秦桧在杀害岳飞的过程中充当了刽子手和爪牙的作用。*终给岳飞定下了谋反的罪名，经过装模作样的审讯，大理寺拿出了判决意见：“岳飞斩刑，张宪绞刑，岳云徒刑二年”。

岳飞的死到底该由谁来负何种刑事责任呢？从表面上看，岳飞死于秦桧的陷害，但究其根本，秦桧是受宋高宗的教唆、指使。那么分别从《宋刑统》和《刑法》来看，应当如何对涉案人员定罪量刑呢？

从法制史的角度来讨论，根据《宋刑统》沿用唐代关于“六杀”的概念，将杀人罪分为谋杀、故杀、斗杀、过失杀和误杀。谋杀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预谋杀害他人生命的行为，故杀罪是指故意地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这里区分谋杀罪和故杀罪的要件在于故意杀人行为是否存在预谋。在岳飞之死中，很难说秦桧与宋高宗有过事先预谋，但秦桧在朝野浸淫已久、深知圣心，只需得到宋高宗的隐晦授意便知道该如何实施。

在《名例律》中，谋杀只要进入预谋阶段，即使没有真正着手实施，即已构成谋杀罪，*低也要处徒刑三年；若已经实施造成伤人者绞，杀人致死者斩。谋杀罪的造意者为首犯，称首谋，且谋杀罪十分重视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身份关系，若谋杀对象是直属长官、尊长亲属或者部曲、奴婢谋杀主人，则属于“十恶”中的恶逆，要加重处罚，相反谋杀对象若是卑幼亲属，则可适量减轻处罚。

此外岳飞之死还可能涉及诬告罪、擅权罪、失职罪、违纪罪、贪污受贿罪等。宋代统治者尤其注重对诬告官员的惩治，即便是纠弹之官，若利用职权“挟私弹事不实者”，也以诬告反坐。秦桧及其党羽故意捏造犯罪事实，蓄意陷害岳飞及其部下，要想坐实岳飞的“莫须有”之罪，其中当然不乏滥用职权、违反官规官法、不恪尽职守、不依法办事的行为。

因此，宋高宗赵构、秦桧二人涉嫌谋杀罪，当处以斩刑，赵构为首谋，但因谋杀对象岳飞是其部下、臣子而可适量减轻处罚。秦桧及其党羽还涉嫌诬告罪、擅权罪、失职罪、违纪罪、贪污受贿罪，若*终判定诬告罪，则将依照岳飞被诬告的罪名，反坐秦桧及其党羽同样之罪名与刑罚。凡涉及存在擅权、失职、违纪或贪污受贿的行为，《宋刑统》中也有针对某些犯罪行为给出相应的量刑，如擅权罪中的“代署代判”行为，即无权判署之人代他人判署公文者，代署者处以杖刑，代判者处以徒刑；违纪罪中对于违纪行为的处罚，一般来说在笞、杖之间，但严重者或者造成严重后果者，也当处以死刑。

虽然法不溯及既往，但基于普法的态度，笔者也可从《刑法》的角度来谈，宋高宗赵构授意秦桧等人捏造事实诬告陷害岳飞等人，使其受到了刑罚，构成《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 诬告陷害罪，且二人均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根据本条第二款应当从重处罚；同时，为了诬告成功，秦桧等人安排人员制造虚假的证人证言以及证据材料，构成《刑法》第三百零五条 伪证罪；而大理寺的裁判人员接到指令或与他人串通（如果存在），对明知是无罪的岳飞使其受到处罚，构成《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 徇私枉法罪；*后，赵构、秦桧等人通过诬告陷害的方式达到处死岳飞等人的目的，构成《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 故意杀人罪。

当然，上述所谓的“定罪量刑”仅是笔者的一厢情愿，我国古代自来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实行个人独裁统治，既是*高立法者，又是*高审判官，自然不可能自己给自己定罪量刑。

因此笔者在这里不仅仅想从历史的角度讨论谁人为岳飞之死的真凶，亦或者评判如何给真凶定罪量刑。而是想传达一种精神，一点“浩然之气”。即使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容易被胜利者所篡写，但“流光虽易把人抛”，却抛不下壮怀激烈。老子言：“死而不亡者寿”，岳飞虽死，但岳飞的冤屈终将被时间洗涤，其舍身忘死、除奸报国的价值追求也终将在仰天长啸中、三军齐颂中以及世人的口口相传中得以跃升，而未被斩杀的秦桧、赵构却永久的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