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纠纷为民事诉讼中*常见的纠纷之一，法院在审理该类型案件的重点与难点主要是借贷事实的认定。借贷事实的认定要求同时具备两个要素：一是，出借人和借款人形成了借贷合意；二是，出借人完成了款项的交付。

而证明借贷合意的证据主要有四种类型：1、书面的借贷合同；2、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3、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4、结算型借贷的合意。其中第1种类型证据，一般可认定达成借贷合意；而如果仅有第2或第3种类型的证据则无法直接认定借贷合意，属于诉讼证据不完备；而第4种结算型借贷，可能会涉及新旧借贷的替换或者其他法律关系转换为借贷关系的问题（本文暂不详细解析该种类型的借贷合意）。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第二次修正，以下简称“借贷新规”）第14-16条明确了上述第2及第3种类型发生时，出借人和借款人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以及法院的审查标准。本文将从梳理典型判例的角度解析，当民间借贷纠纷遭遇原告诉讼证据不足时，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如何认定原被告之间是否形成了借贷合意问题的审查重点以及裁判规则，以提出切实可行的风险防范建议。

案例2：沈东红、扬州市中泰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等船舶营运借款合同纠纷【（2022）*高法民申117号】

法院查明事实1：2019年8月22日，中泰公司与沈东红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约定，中泰公司委托沈东红收回“中泰101”船舶（以下简称为“涉案船舶”）营运权并将船舶带回。为了偿还涉案船舶所涉及的各方债务，中泰公司与沈东红合作经营涉案船舶，利润所得用于偿还银行、中泰公司、沈东红三方债务（银行优先）。舒旭翔作为中泰公司签订上述合作协议书的受托人。

法院查明事实2：2019年8月21日、23日、25日，沈东红分别向舒旭翔银行账户转款47000元、50000元、60000元，其中转款47000元的交易附言为“5月份城陵矶带船开支”，转款50000元、60000元的交易附言均为“中泰101还贷金”。

其后涉案船舶经营不善，且各方对沈东红向舒旭翔银行账户的三笔转款的性质发生争议。沈东红遂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中泰公司和舒旭翔返还借款157000元。

诉讼过程中，中泰公司、舒旭翔共同答辩称，涉案船舶登记在中泰公司名下，但实际船舶所有人为案外人徐荣法，徐荣法因经营涉案船舶向银行贷款，中泰公司提供保证担保且提供涉案船舶进行抵押。徐荣法于2019年5月弃船，中泰公司通过沈东红得知涉案船舶的具体位置，故中泰公司控制涉案船舶后与沈东红约定共同经营，收入用于清偿徐荣法欠舒旭翔、沈东红及银行的款项，并将涉案船舶交由沈东红控制开回江苏。2019年7月沈东红告诉舒旭翔营收情况，双方对账，扣除带船开支后余23万，双方各得一半，故涉案款项并非借款。

该案的*大的争议焦点为：沈东红与中泰公司、舒旭翔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

3、借贷合意的证据不完备的情形，除了上述案例1及案例2中所对应情况，还有一种情况为：原告仅依据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即“我还了”、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即“我没借”，对应法规为“借贷新规”第十五条。此时，举证责任分配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