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使得美国妇女堕胎权合法化。但是，2022年6月24日，美国*高院发布“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的裁决推翻了，不再把堕胎权作为美国宪法蕴含的公民权利，将堕胎合法性的问题留给美国各州自行应对。

    在通过该裁决后，由于无视民意，引发许多民众游行抗议。截止6月25日，已经有9个州宣布禁止堕胎，其中6个州即使是因为强奸或乱伦导致妊娠也不可堕胎。在美国历史上，堕胎权问题不仅只是妇女权益的争论，也折射着美国社会更深刻的文化、政治背景。

    虽然在建国初期美国就实行政教分离，坚持世俗化，但基督教依然对美国社会浸润颇深。古代时期，大多数希腊思想家都赞成堕胎，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都有章节体现这一观点，仅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流产意味着一个生命的毁灭。但是随着古代的结束，抵制自杀和反对堕胎变得普遍起来，新兴的基督教教义与毕达哥拉斯的伦理是一致的。根据《圣经·创世记》的内容，耶和华用男人身上所取得一根肋骨造了女人，同时《圣经·出埃及记》中十条诫命的第六条是“不可杀人”。将女性比做“肋骨”有着附庸的意味，对美国信教者而言，女性堕胎权和“不可杀人”的诫命相较，孰轻孰重显而易见。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国家，例如巴西、波兰、尼加拉瓜，堕胎法同样普遍很严格，例如禁止因胎儿缺陷而堕胎，或任何情况的堕胎都是非法的。

    堕胎权也是政客的争斗的工具。美国*高法院的裁决往往依靠九名大法官投票，以少数服从多数作出裁决，而大法官的提名权在时任总统手里，*终提名是否通过则取决于总统背后的执政党对参议院的控制力。就本次裁决而言，美国*高法院共和党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对比民主党提名的自由派大法官，达到了6:3的比例，前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2020年的去世对双方法官占比产生了较大影响，自由派认为胎儿还不是生命，此时妇女的意愿和权利更为重要，而保守派认为，胎儿已经是生命，堕胎等于杀人，胎儿的生命也应该放到天平的另一边，不能被漠视。*终5:4的投票结果和取消堕胎权宪法保护的裁决，显然也体现着美国政党的角力。

    从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来看，美国女性对堕胎权的争取是不完全的，也为现今取消堕胎权宪法保护埋下种子。美国立法初期，大多数制定法对胎动之后的堕胎处理严厉，但对胎动之前的堕胎却宽大处理。在19世纪中后期，这种胎动的区分却从大多数州的成文法中消失了，犯罪的程度和刑罚都被加重。到20世纪50年代末，绝大多数司法管辖区都禁止堕胎。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提出了所谓的“三阶段标准”，只赋予女性在妊娠前三个月相对自由的堕胎权，之后各州依旧可以限制堕胎，上诉人提出的“妇女的权利是绝对的，她有权在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以任何理由自行选择终止妊娠”被法院否决了，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本质上也只是对美国初期立法的复古，是州的重大利益与个人权利争斗下妥协的产物。

    相比而言，我国在堕胎权这一问题上与美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作为成文法国家，在我国历史上，1907年《大清刑律草案》规定，“堕胎之行为，戾人道、害秩序、损公益，本案故仿欧美、日本各国通例，拟以适当之罚则。”但堕胎罪在我国的留存时间仅有42年，且执法也非常废弛，本质上来看是清末效仿西方的产物，*终在我国水土不服，于1949年成为历史的尘埃。当今，我国虽然在《宪法》和《民法典》都没有生育权或堕胎权的明文规定，但在《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十一条**款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由此，生育权在我国已经拥有了合法的地位和标准，我国对妇女生育的自主性加以保障。又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二十三条，夫以妻擅自中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可知，在婚姻中，妇女也有选择是否终止妊娠的权利，其丈夫无权干涉。另外，我国《母婴保健法》第十八条规定，经产前诊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医师应当向夫妻双方说明情况，并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一） 胎儿患严重遗传性疾病的；（二） 胎儿有严重缺陷的；（三）因患严重疾病，继续妊娠可能危及孕妇生命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孕妇健康的。可见当胎儿有严重疾病、缺陷或妊娠会威胁妇女生命的情形下，应提出终止妊娠的意见，此条一方面体现对妇女的生命权的保障，一方面也可以减少残疾儿童的出生、提高人口素质。前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反映出我国妇女在堕胎方面具有相当高的自由和权利。我国仅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十九条，对堕胎权进行一定限制，即严禁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本质也是为了防止重男轻女导致的堕胎，属于对妇女的保护。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对妇女堕胎权没有严格限制。

    从我国很多司法案例来看，对于妇女堕胎的问题，判决更多体现着对女性权益的保护，例如不支持妻子堕胎后丈夫对妻子或实行手术医院的损害赔偿请求；妻子私自堕胎后身体受损，丈夫依旧要履行扶养义务；医院在产检中发现胎儿有严重疾病应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若因其过失行为导致有缺陷婴儿的出生，应当赔偿损失等。

    总体而言，相较于美国通过联邦和各州的法规将女性堕胎权牢牢控制，我国对堕胎权虽语焉不详，但并没有明确肯定或反对。我国更多将是否堕胎交给道德与伦理去调整，由当事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在涉及性别选择的堕胎，或危及胎儿、产妇生命的妊娠时才由法律的强制力介入。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总人口增长势头明显减弱，出生人口持续走低，如何衡量堕胎权和妇女权益保障，是否采取强制性手段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就他国实践来看，对堕胎权的严格限制往往有不良后果，一则女性失去终止妊娠的正规渠道，转向“地下诊所”或不安全的堕胎药物，身体受到损害；二则无堕胎权的妇女生育愿望下降，且活得更加焦虑；同时，1966年的罗马尼亚堕胎禁令生效后，出生的儿童比此前出生的儿童更有可能走上犯罪道路。正如美国长达14年的禁酒令，非但禁而不止，相反还带来了一大票社会问题。但放任“堕胎”野蛮生长，本质上侵害了胎儿的生命权，缺位的性教育带来大量未成年堕胎事件，也不利于妇女身心健康。相较于用成文法严格管控堕胎，软性的、倡导性的政策或许会带来更好的效果，对政府而言，更重要的或许是进行意外怀孕的教育，向民众科普人工流产对身体的伤害，提倡更健康更负责任的生育观，这样才是双赢的。

重庆鉴识事务所律师认为，此事件具有四大启示：

一、虽然美国对妇女堕胎权进行了相关限制，但我国仍保护妇女自主决定生育的权利，妇女可以选择到正规医院终止妊娠。

二、在婚姻关系中，丈夫不得以妻子擅自中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但双方对是否生育发生纠纷导致感情破裂的，可作为离婚的理由。

三、我国禁止非医学需要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非法实施的医疗机构和当事人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四、国家应当通过积极的社会政策，鼓励更健康更负责任的生育观，减少意外怀孕带来的堕胎行为。